2021年中国外贸迎来“开门红”。以美元计价，1~2月出口飙升60.6%，进口增长22%。尽管疫情期间中国发挥强大供给能力，以出口填补全球供需缺口，但同比逾六成的增速是2007年海关公布同比数据以来最高，这一点值得关注。

强劲表现能否持续？出口动能是否将转换？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诸多工作目标与出口密切相关，如“推动进出口稳定发展”“加强对中小外贸企业信贷支持，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并对推进多个双边、多边经贸协定提出进一步要求。探究此次出口“开门红”的成因，并结合政府工作报告外贸政策部署分析，有助于厘清2021年及以后中国出口的动能所在。

创纪录增速如何达成？

出口的供给层面主要受今年“就地过年”安排的驱动。2020年初，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严峻，中国采取严格防控措施，部分经济活动暂停，前两个月出口下降17.2%，因此存在低基数的一次性因素。

但即使剔除基数效应，在“就地过年”安排下，去年四季度取得的两位数增长表现也能够延续。今年年初疫情总体已经得到控制，但局部仍有复发风险，各地提倡居民春节期间尽量“就地过年”，减少人员流动和集聚，因此企业能够较早开工并交付出口订单。

出口的需求层面得益于外需全面回暖。分国别出口几乎全线增长，对美国、欧盟、东盟、日本出口分别增长87.3%、62.6%、53.0%、45.5%。这背后存在两重因素：

一方面气温开始回暖、疫苗接种加速，发达经济体逐渐走出秋冬疫情，经济活动景气度上升。至今年2月，摩根大通全球（除中国外）制造业PMI达到55.1，服务业PMI达到53.0，均为疫情暴发以来最高值；从其他出口国的表现看，2021年前两个月韩国出口增10.5%，越南出口增23.3%，亦对全球需求复苏构成印证。

另一方面，海外财政刺激再次扩大消费需求。2020年12月美国通过9000亿美元的刺激方案，推动美国零售额1月同比增长10.8%，为1994年3月以来的史上最高增幅。一旦增量需求无法由国内生产所满足，那么通常需要进口来填补。对比美国，欧盟、日本近期并未推出进一步财政扩张的方案，这可能也是中国出口全面上升，但对美出口领涨的原因。

海外防疫需求和房地产繁荣仍是出口的两大主动力。分品类看，1~2月出口增速全面高于2020年四季度，其中增幅突出的仍是2020年表现抢眼的防疫物资（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增60.8%、塑料制品增82.5%、医疗仪器及器械增75.3%）和地产家居（计算机增80%，家用电器增93.7%，家具增81.7%，灯具、照明装置及其零件增122.1%）。

疫后时代出口动能何在？

总体而言，中国供应链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弹性，“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的目标超额完成。对于海外经济体而言，中国出口的作用尤为突出，例如我们曾经分析过，2020年中国占各国进口比例全线上升，而美国甚至可能出现了为规避关税而少报自华进口金额的现象（见《中美贸易数据“倒挂”的背后》）；此外，中国出口还起到了稳定美国通胀的作用（见《中国出口如何成为美国通胀“稳定器”？》）。

在此背景下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在全球从“抗疫”转向“免疫”、经济动能切换之际，如何理解下一阶段的出口动能和政策取向？在我们看来，全年中国出口增速或呈现前高后低，60.6%的增速不可持续，但全年仍有望取得两位数增长。而在数据背后，需要关注三点结构性转变：

首先是从“量升”到“质变”。应当指出，疫情的供给冲击具有特殊性，伴随全球疫情逐步缓和、制造业活动恢复，部分受疫情推动的出口可能难以维持高增。例如，除疫苗之外的抗疫物资需求可能下降；随着库存极度吃紧，超低利率驱动的海外房地产繁荣终将回落，家居产品出口将面临压力；劳动密集型生产或恢复外迁，影响中国相关出口。在此背景下，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稳定加工贸易”，进出口“量稳质升”，这意味着接下来出口的发力点将不再是加工商品，而是高质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商品。特别是在疫后海外迎来新一轮投资周期时，资本品和中间品有望成为中国出口的核心动力。

其次是以多边体系促进外贸发展。2020年，在稳住外资外贸的同时，中国还在对外开放领域取得超预期突破。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亦在这一方面提出诸多部署，如推动RCEP生效实施、签署中欧投资协定、加快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和积极考虑加入CPTPP。从贸易的角度来说，推进上述协定的谈判、签署和实施，将有助于推动关税成本下降，实现原产地成分互认，促进与其他缔约国的经贸一体化，而另一方面经贸协定中的约束性规则也能够反向促进国内改革。

再次是改善出口的不均衡问题。出口强劲增长的背后，亦存在着失衡问题。从品类看，抗疫、居家受益程度明显高过一般消费品；从出口厂商看，不同规模企业的受益程度也大相径庭。PMI数据显示，大、中、小型企业的新出口订单指数明显分化，2月大型企业读数为53.5，中型企业只有42.9，小型企业更是滑落到35.1，接近中国疫情初期的谷底水平。疫情冲击导致部分中小企业退出市场，大型企业出口占比提升，其影响可能进一步传导至收入端和需求侧，损害经济复苏动力。在我们看来，政策层面应加紧落实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加强对中小外贸企业信贷支持”，提振贸易整体活力，避免中小出口企业的生存困境扩散到其他经济领域。

（沈建光系京东科技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徐天辰系京东科技集团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沈建光博士宏观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