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泰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要求和任务，行业新闻

黄泰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要求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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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要求和任务

黄泰岩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兴边富民战略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民营企业研究中心主任

[摘要] 经济学的科学性在于能够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我国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启中国式现代化，均没有现成的西方经济学理论能够作出科学解释、给予科学指导，这就要求我国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充分借鉴世界文明成果，构建中国经济学。我国实现了比其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更快更长时期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中国奇迹”，提出了一系列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理论，具备了构建新的经济学说需要具备的理论和实践条件。中国共产党从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到提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经历了一个认识逐步深化和任务不断明晰的发展过程。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之前已经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研究对象、研究假定、研究主线、研究框架、研究方法等基本理论问题的经验，我们创立中国经济学的首要任务也需要对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范式、研究对象、研究假定、研究主线、理论框架、研究方法等作出科学的阐释。

[关键词] 中国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时代任务首要任务

经济学的科学性在于能够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是科学的理论体系，能够始终保持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和改造力，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它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而不断创新、丰富和发展，始终体现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从而能够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因此，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创立中国经济学，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要求。

一、为什么要创立中国经济学

实现现代化，是几代中国人为之奋斗的伟大梦想，更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中国式现代化，首先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这要求我国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要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而在这一进程中，中国经济学的创立也不能偏离经济学世界文明的科学大道。列宁在评价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时就指出：“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1](P66)但是，遵循经济学的一般规律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学只能是照搬照抄西方经济理论的舶来品，中国式现代化还具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国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走出了一条独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2](P484)离开中国具体实际的经济学说不可能解释中国目前的现代化成就。如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就是既有的西方经济学理论难以解释的生动中国实践；同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规避“修昔底德陷阱”，解决“李约瑟之谜”，现有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无法指导中国的新实践。笔者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为例加以说明。

按照世界银行的国家分类标准，一国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4个阶段：从低收入迈向中低收入发展阶段、从中低收入迈向中高收入发展阶段、从中高收入迈向高收入发展阶段和从高收入迈向发达国家发展阶段。2023年世界银行确定的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是人均国民总收入（人均GNI）达到13845美元以上，202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已经达到了12700美元，距离迈进高收入经济体仅有一步之遥。

但是，打通这“最后一公里”仍然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许多发展中国家都能够利用本国发展初期的廉价自然资源、廉价劳动力、廉价环境等低成本优势和资源禀赋实现经济起飞，但通常在达到或接近中高收入国家门槛时，一部分国家和经济体能够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如日本、韩国等；还有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和经济体则出现经济增长低速徘徊甚至停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如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和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因此，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成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面临的重大挑战。

从目前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潜在风险来看，我国已经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挑战。这既有产业结构升级面临的产业高端化挑战，还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面临的智能化、绿色化挑战，以及美国等发达国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遏制。因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2](P22)

面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难题，目前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无法给出科学的回答。第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可能指导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全面实行私有化。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实践证明，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我国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重要保障，证明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快更好的发展。二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反对政府干预。这对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无效的。发展中国家推进现代化进程，可以利用后发优势，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实现跨越式赶超发展。这不是因为后发国家政府比发达国家政府更聪明，也不是因为后发国家政府比市场更聪明，而是因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3](P8)这样，后发国家就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少花些摸索时间，少走些探索弯路。

随着数字经济成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新经济形态，世界各国为抢占数字经济发展制高点纷纷出台鼓励政策，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即使是自由市场经济标杆的美国、英国等也纷纷强化政府的干预作用，如2022年8月9日，当时的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的《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就明确规定，美国将为半导体的研究和生产提供520多亿美元的政府补贴，还将为芯片工厂提供投资税抵免，同时另授权拨款约2000亿美元，用于促进美国未来10年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各领域的科研创新。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2022年1月初发布的一份报告《芯片与薯片：美国战略产业政策案例》认为，面对中国的有力竞争，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现在依赖战略性产业和技术的发展。因此，美国主流经济学认为产业发展应该由市场来决定，政府尽量少干预的观点已经行不通了，美国必须限制同中国的交流与合作。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更应该发挥好政府的作用，形成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优化组合。

第二，西方经济学的重要分支发展经济学对破解我国发展新难题也已失效。发展经济学主要是解决一国从低收入国家迈进中高收入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发展问题，最典型的代表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对于自己理论的指向性，刘易斯明确讲道，“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的大多数国家，其经济不是一元的，而是二元的”。[4](P75)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实践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但随着我国进入中高收入发展阶段，经济发展面临一系列转型：一是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需要把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二是从不协调发展转向协调发展，需要把经济结构调整作为主攻方向；三是从不可持续发展转向可持续发展，需要把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和谐共生作为发展的必要条件；四是从注重“引进来”、沿海地区的单向开放转向“引进来”与“走出去”、沿海沿边沿江开放并重的全方位开放，以及从商品开放转向制度开放，需要把构建高水平开放型新体制作为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五是从强调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转向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需要把增进全体人民的福祉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

面对发展动力、发展方式、发展道路、发展条件、发展环境的全面转换，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就显示出了明显的历史局限性。突出表现在：一是忽略了创新。刘易斯初期创立的二元经济理论甚至假定技术不变，假定具备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没有把创新摆在经济发展的核心位置。二是强调非平衡发展战略。刘易斯开始忽略了农业的发展，费景汉、拉尼斯等虽然弥补了刘易斯的理论缺陷，强调农业的重要性，但只是把农业的发展看作工业化的一个条件。三是没有强调绿色发展。为了促进发展，通常要求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自身的自然禀赋和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不惜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发展资源密集型产业。四是对外开放仍停留在初级阶段。为了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和技术短缺，主要强调“引进来”。五是收入分配突出对资本的分配，而把劳动的收入尽可能压低到维持生存的水平，如刘易斯明确讲道：“经济发展的中心事实是收入分配变得有利于储蓄阶级。”[4](P16)有学者认为，发展经济学提出的发展理论只适合那些正处于低收入贫困状态的经济发展环境，而我国已经进入了中高收入阶段，二元经济理论在中高收入阶段所表现出的理论缺陷，恰恰是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

第三，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不适用于中国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理论主要研究的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虽然其中一些理论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所借鉴，但就整体而言，“对经济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这些经济理论是不提供答案的，至多只提供部分答案而已”。[5](P2)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仅包括GDP总量和人均GDP的经济增长，还包括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制度变迁、资源环境改善、收入分配公平等更广泛的内容，而且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制度变迁、资源环境改善、收入分配公平等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更为重要。英国《政治经济学评论》2021年第1期推出的以“发展经济学：恰当或错误的命名”为主题的特刊社论中明确指出，“很多发展经济学的支持者认为，复制西方发展模式是通向繁荣的道路，是解决贫困、饥饿等问题的明确方案。但70多年来，在完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复制西方模式的尝试，已经被证明不过是‘削足适履’”。[6]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通过“回顾了自工业革命以来收入及财富分配的历史，利用20多个国家众多研究人员精心收集的最新数据，尝试梳理出一部关于财富及其分配不平等所引发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矛盾的历史，一部鲜活生动的人类历史”，[7](XV-XVI)从而证明了从长期来看，资本收益率明显超过经济增长率，收入不平等在不断扩大，也证明了经济增长理论没有解决西方国家的收入分配问题，或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问题。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没有现成的西方经济学理论能够作出科学的解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也没有现成的西方经济学理论能够给予科学的指导。我国的发展要求我国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充分借鉴经济学的世界文明成果，推进守正创新，构建中国经济学，为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提供科学的理论武器。因此，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构建中国经济学，是历史的必然、时代的呼唤。

二、为什么能创立中国经济学

构建新的经济学说，通常情况下需要具备以下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条件。

其一，要有引起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经济发展典型事实。理论来自于实践，是对发展经验的总结和提炼。例如，马克思创作《资本论》，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是在自己的家乡德国，而是前往英国进行研究。这是因为马克思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3](P8)而“在德国，直到现在，政治经济学一直是外来的科学”。[3](P15)主要原因是德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获得应有的发展，从而没有形成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建立的历史条件，使政治经济学“缺乏生长的土壤”。[3](P15)而中国经济发展的典型事实，是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实践基础。

其二，要有丰富的理论积累。任何理论创新都是在已有理论积累基础上实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的一个重要理论来源就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探讨。马克思认为，“在亚·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8](P182)因为他已经探索了各种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也可以说是深入研究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生理学。这就为马克思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创立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以及进一步揭示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规律提供了前提和条件。

根据以上要求，可以说目前我国已经满足了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基本条件。

第一，我国实现了比其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更快更长时期的高速增长。英国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年均经济增长最高是1770—1790年的2.31%，20世纪最高是60年代的3.54%，1970—2007年仅为2.73%；美国的经济年均增长率1791—1820年为4.38%，1820—1860年为4.46%，1860—1913年为3.39%；日本1961—1973年实现高速增长，年均为8.78%；1974—1991年降为4.09%，1992—2015年仅为0.8%；韩国1963—1991年实现了年均9.57%的高速增长，但1992—2007年降为5.68%，2008—2015年进一步下降到3.11%。我国从1978—2012年则实现了长达30年年均9%以上的高速增长。2012—2022年期间，由于地缘政治、经济转型、经济结构调整等多重因素影响，我国经济运行下行压力加大，但仍保持了年均增速6%以上的高质量发展，即使在2020—2022年的世纪疫情冲击期间，我国年均GDP增速仍达4.5%左右，高于全球2.0%的平均水平。这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描绘的未来社会所具有的能够实现比资本主义更快经济增长的制度优越性。

第二，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中国奇迹”。通过70多年的建设发展，特别是30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业大国和贸易大国，彻底摆脱绝对贫困实现全面小康。根据麦迪森的计算，1820年，我国GDP占世界总量的32.9%，远高于同年日本和美国的3.0%和1.8%。[9](P36)但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国GDP占世界的比重已下降为不到5%。新中国的经济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使一个积贫积弱的中国迅速发展起来，2023年我国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已经上升到18%左右，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创造经济发展奇迹的同时，我国也创造了社会稳定的“中国奇迹”。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深入推进，书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我国发展具备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2](P13)

第三，提出了一系列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理论。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成功实践经验中，已经总结和提炼出了一些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新经济理论。这些理论主要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对外开放理论等。进入新时代，我国适应经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目标新要求，我们党提出了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新安全格局，新质生产力，新型生产关系，中国式现代化，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等一系列新理论、新概念、新范畴。这些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改革开放前我们也没有这方面的实践和认识，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从而为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前提条件，把这些新理论、新概念、新范畴学理化、系统化，完成集成创新，形成经济学说，就成为时代的责任。

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都是源自成功的实践。美国作为当前全球最发达的国家，形成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及其分支，有众多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日本作为后发国家，依据其成功实践产生了独具特色的产业经济学。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成功发展的实践经验中，理应孕育着并可以总结提升出指导发展中国家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中国经济学。习近平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10](P8)

三、创立中国经济学时代任务的提出

我们党提出创立中国经济学的时代任务，经历了一个认识逐步深化和任务不断明晰的发展过程。

第一，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习近平在2014年7月8日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提出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强调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这是因为，一是政治经济学是揭示客观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是硬道理，是执政党的第一要务。发展首先是经济发展，没有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因此，只有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才能在实践中总结发现规律，找到制定方针政策的客观依据。二是政治经济学是解释世界的理论武器。依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政治经济学是科学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的钥匙。因此，只有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才能科学认识和理解我们党的全部理论，科学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因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11](P332)三是政治经济学是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2](P9)只有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才能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与水平。因此，创立中国经济学，从最根本上讲就是创立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

第二，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2015年11月23日，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13](P7)显然，把中国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就是创立中国经济学。

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是对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的深化和完善。一是明确了中国经济学的基本性质和理论来源。中国经济学必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这就决定了创立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时代化。二是明确了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和宗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公开声明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是为大多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谋利益的。这就决定了创立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三是明确了中国经济学的根基。马克思主义创立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是以英国这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材料为佐证的。创立中国经济学也必须立足我国国情，总结我国成功的发展实践，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经济学说。四是明确了中国经济学的开放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在吸收斯密、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科学成分的基础上创立起来的，是开放的发展的理论。创立中国经济学也要充分借鉴国外经济理论的科学成分，特别是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理论，使中国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始终不离开世界文明的大道。

第三，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2](P482)基于此，习近平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11](P34)的时代使命。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一是在理论创新上追求原创性、自主性。习近平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2](P482)马克思构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就是在创立科学劳动价值论基础上揭示了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规律。创立中国经济学，也必须基于中国实践经验提炼出核心范畴和概念，揭示中国发展的客观规律。二是在内容创新上追求全面性、彻底性、颠覆性。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就意味着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推进全面的理论创新，完成一场深刻的理论革命。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就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颠覆性革命，形成了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世界观，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剩余价值理论为核心，以新的话语体系阐释的经济理论体系。创立新时代的中国经济学，就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形成新安全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全新的经济理论体系。三是在时间上要有紧迫性。中国的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建设没有现成的教科书，亟须符合中国国情的新理论给予指导。习近平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10](P8)四是在理论创新的方法上要坚持问题导向。要以我国改革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导向推进理论创新，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因为“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10](P14)五是在理论创新资源上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这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资源，要在融通各种资源中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

第四，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习近平于2022年4月25日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14]这就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要求从提出自主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进一步提高到建构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也就是要把理论观点学理化、系统化，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这就需要，一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要求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二是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研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三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传播中国声音、中国理论、中国思想。

第五，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2](P14)因此，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一是必须能够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二是必须能够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能够更好指导中国实践。因此，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基于此，中国的问题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从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视角来看，创立中国经济学，就成为时代的任务，也是中国经济学人的时代担当，是中国经济学人作出理论和实践贡献的难得历史机遇。这就需要中国经济学人深深植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充分借鉴经济学的世界文明成果，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时代化。

四、创立中国经济学的首要任务

创立中国经济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按照系统性的要求整体推进，又要遵循学理性的要求有序构建。

马克思在1867年出版了《资本论》第1卷的德文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在此之前，马克思从1847年下半年开始以社论的形式陆续在《莱茵报》上发表了《雇佣劳动与资本》，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关系就是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从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线。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2月发表了《共产党宣言》，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其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规律，证明了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的革命阶级，从而公开声明自己的理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因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5](P42)这就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是为什么人的问题。马克思在1857年8月底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简称《导言》），是马克思拟撰写的政治经济学巨著，也就是马克思创立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总的导言。在《导言》中，马克思详细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揭示了“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16](P17)从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科学内涵。马克思在1859年6月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一书，在为该书写的序言中，马克思详细阐述了他研究政治经济学得出的科学结论，即“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6](P32)在这里，马克思提出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成为指导马克思创立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研究范式。同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还提出了创立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六册计划，即“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16](P31)在这里，马克思提出了他将创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为创立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之前，已经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研究对象、研究假定、研究主线、研究框架、研究方法等基本理论问题，为创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理论前提。

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习近平也提出必须首先解决好以下基本问题。一是解决好世界观问题。习近平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状况与其研究者坚持什么样的世界观、方法论紧密相关。人们必须有了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才能更好观察和解释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各种现象，揭示蕴含在其中的规律。”[10](P11)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认识和解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二是解决好立场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性、原则性的核心问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10](P12)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扎实推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三是解决好方法问题。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7](P691)“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所以它就不能不反映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1](P160-161)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是中国经济学作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要求。但是，不能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发展马克思主义。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在新的实践中不断实现新的理论创造。

综上所述，创立中国经济学的首要任务是，必须首先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结合中国新的实践，对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范式、研究对象、研究假定、研究主线、理论框架、研究方法等一系列基础性、前提性问题作出科学的阐释，为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提供正确的研究导向。

参考文献

[1]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美]威廉·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施炜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5] [美]马尔科姆·吉利斯，德怀特·H.帕金斯，迈克尔·罗默，唐纳德·R.斯诺德格拉斯.发展经济学[M].李荣昌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

[6] 林跃勤，陈禹同.突破传统发展经济学桎梏[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01-27（2）.

[7] [法]托马斯·皮凯蒂. 21世纪资本论[M].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9] [英]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M].伍晓鹰，马德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0]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